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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一大早，郑耀先就出了门。

    南京的清晨比上海安静得多。街上没什么行人，只有几辆黄包车在中山大道上慢悠悠地跑着。远处鸡鸣寺的钟声隐隐传来，沉闷而悠长。

    他套了一件灰扑扑的旧长衫，头上戴了一顶皱巴巴的礼帽，脚上穿着一双磨掉了后跟的布鞋。这身打扮放在南京街头，和那些跑新闻的小报记者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他口袋里揣着一张假名片——“中央日报特约通讯员周继明”。

    名片是他自己做的，用旅馆房间里的牛皮纸裁的，字是用铅笔描上去的。粗糙，但够用。这年头记者的名片本来就寒碜，太精致反而惹人怀疑。

    第一站，陈崇光的公馆。

    公馆在颐和路上，是一幢三层的西式洋楼，围墙很高，围墙上头还加了一排铁尖。门口停着两辆黑色轿车，车旁边靠着两个穿黑衣服的大汉，腰间鼓鼓囊囊的—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别着家伙。

    郑耀先没有直接靠近。

    他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站了二十分钟，假装翻看一份揉皱了的报纸。视线越过报纸上沿，把公馆的外围情况一点一点地吃进了眼睛里。

    两个明哨——门口的黑衣人。

    至少三个暗哨——对面弄堂口站着一个卖烟的，但他的烟摊上只摆了三种烟，而且半天没开过张。不是做生意的，是盯梢的。另外两个在公馆侧面的小巷子里，一个装作修自行车，一个蹲在墙根下假装晒太阳。

    标准的调查科外围布防。手法老套但有效，他至少需要三个小时才能找到突破口。但他不需要找。

    公馆不是战场，宴会厅才是。

    郑耀先收起报纸，转身走了。不紧不慢，步伐和路过的行人一样。经过弄堂口的时候，那个卖烟的盯了他一眼。他回给对方一个毫无意义的点头，像两个互不相识的路人一样擦肩而过。

    走出两个街口后，他又换了一个身份。

    在一家旧衣铺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件蓝布工装，把长衫和礼帽塞进一个油纸袋里。又在路边摊上买了一顶劳工帽，压低帽檐。镜子里的他，从落魄记者变成了街头干粗活的小工。

    这是他在黄埔学的，任何伪装维持超过两个小时就可能被识破。换装的频率越高，暴露的概率越低。

    第二站，国民政府招待所。

    招待所在长江路上，是一个四合院式的灰色建筑群。外墙刷着暗红色的油漆，正门口挂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“国民政府招待所”七个楷体字。门口站着两个宪兵，不是调查科的人，是宪兵司令部的。

    他把假名片递给了门房。

    “你好，我是中央日报的，想了解一下贵所近期的活动安排，方便写一篇社会版的稿子。”

    门房是个中年胖子，翻了翻他的名片，打量了他一眼。

    “记者？写什么稿子？”

    “招待所最近不是要办宴会吗？”郑耀先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“陈委员的那场。我们编辑让过来提前踩踩点，看看宾客名单，拍几张照片什么的。”

    他说这话的时候特意把“陈委员”三个字咬得很重。

    果然管用。

    门房的态度立刻软了下来。调查科在南京是有头有脸的衙门，记者要来拍照是给面子。他挥了挥手，让郑耀先进去了。

    “宴会厅在后院第三进，你自己看吧。别碰东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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